《冈村繁全集(第8卷):毛诗正义注疏选笺(外2种)》内容简介：第一部《毛诗正义注疏选笺》收录了（福冈）中国书店出版的拙著《毛诗正义译注》第一册（一九八六年）。本笺注所用之底本乃现存最古的日本足利学校藏《南宋刊十行本毛诗注疏》《一九七三年，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景印》。本笺注收录了开头部分的《毛诗正义序》笺注、《诗谱序》笺注、《周南召南谱》笺注，以及《周南关雎诂训传第》笺注《关雎序》笺注《关雎》笺注，以此来作为读解《毛诗正义》全卷的练习，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。 第二部《说文解字叙段注笺释》所收录的，是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连载于《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的《说文解字叙段注笺译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，以及在这次刊行《冈村繁全集》时，重新执笔的追补部分，以此来补足《说文解字叙段注笺释》这一部分。本笺注所用之底本，乃段氏经韵楼原刻本（一九八一年，上海...(展开全部)

《毛诗正义》，又名《孔疏》，共 40 卷，是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诏命所作《五经正义》之一，为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。它是对《毛传》及《郑笺》的疏解，合称《毛诗注疏》。其内容取材广泛，融合汉魏至南北朝学者对《诗经》的研究成果，部分观点颇具新意，如对孔子删《诗》存疑 。虽遵循 “疏不破注” 原则，存在局限，但仍凭借包罗古义的特色，在唐代影响深远，是研究《诗经》的重要著作。

《诗经》的注解著作，唐朝官定科举用书《五经正义》之一，后收入十三经注疏，是《诗经》研究著作中的基本典籍。 《毛传》各篇篇首有解题之文说明本篇诗旨，即“诗序”，又称“小序”。《关雎》篇结题下有一段通述《诗经》大要的文字，即“诗大序”。“小序”内容与《毛传》不尽相合，可以肯定并非尽出毛公之手。“大序”的作者亦无定论。《毛传》内容包括标示起兴、诠释字词章句、发挥诗意。《毛传》保存不少训诂古义，但阐发诗意时多据汉儒诗教加以曲解，郑玄为《毛传》作笺，对《毛传》未尽之处加以引申补充，对《毛传》未注的本文详加笺释，纠正《毛传》的错误。其缺点是过信“诗序”，与《毛传》一样对诗意有不少曲解。 《毛诗正义》初由孔颖达与太学博士王德韶、四门博士齐威等共撰，至贞观十六年又与前修疏人及太学助教赵乾叶、四门助教贾普曜等修改定稿，并由赵弘智复审而成。以刘焯《毛诗义疏》、刘炫《毛诗述义》为底本，疏解《毛诗》、《郑笺》，融贯众家，是总结清理汉魏至唐初诸家异说的集大成之作。 《正义》对诗歌起源、诗的功用、“四始”“六义”、诗乐关系等问题都有所阐述。对诗篇的章法、修辞、意境，《正义》常有富于文学眼光的解释。钱钟书《管锥编·毛诗正义》对《正义》的文学鉴识颇致好评。 对此书的评价，朱熹认为唐人经疏以《周礼》疏最佳，《诗》、《礼记》疏次之。宋儒如郑樵、朱熹攻击“诗序”，但朱熹《诗集传》训诂仍多从毛郑。 此书版本有宋单疏本、宋十行本、元十行本、明李元阳本、明北监本、明汲古阁本请武英殿本等。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据“宋本”(实为元刻明修本)校勘重刻本为通行本。

《诗经》的注解著作，唐朝官定科举用书《五经正义》之一，后收入十三经注疏，是《诗经》研究著作中的基本典籍。 《毛传》各篇篇首有解题之文说明本篇诗旨，即“诗序”，又称“小序”。《关雎》篇结题下有一段通述《诗经》大要的文字，即“诗大序”。“小序”内容与《毛传》不尽相合，可以肯定并非尽出毛公之手。“大序”的作者亦无定论。《毛传》内容包括标示起兴、诠释字词章句、发挥诗意。《毛传》保存不少训诂古义，但阐发诗意时多据汉儒诗教加以曲解，郑玄为《毛传》作笺，对《毛传》未尽之处加以引申补充，对《毛传》未注的本文详加笺释，纠正《毛传》的错误。其缺点是过信“诗序”，与《毛传》一样对诗意有不少曲解。 《毛诗正义》初由孔颖达与太学博士王德韶、四门博士齐威等共撰，至贞观十六年又与前修疏人及太学助教赵乾叶、四门助教贾普曜等修改定稿，并由赵弘智复审而成。以刘焯《毛诗义疏》、刘炫《毛诗述义》为底本，疏解《毛诗》、《郑笺》，融贯众家，是总结清理汉魏至唐初诸家异说的集大成之作。 《正义》对诗歌起源、诗的功用、“四始”“六义”、诗乐关系等问题都有所阐述。对诗篇的章法、修辞、意境，《正义》常有富于文学眼光的解释。钱钟书《管锥编·毛诗正义》对《正义》的文学鉴识颇致好评。 对此书的评价，朱熹认为唐人经疏以《周礼》疏最佳，《诗》、《礼记》疏次之。宋儒如郑樵、朱熹攻击“诗序”，但朱熹《诗集传》训诂仍多从毛郑。 此书版本有宋单疏本、宋十行本、元十行本、明李元阳本、明北监本、明汲古阁本请武英殿本等。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据“宋本”(实为元刻明修本)校勘重刻本为通行本。

简称“孔疏”。诗文注。唐孔颖达撰。四十卷。颖达，字仲达，冀州衡水(今属河北)人。历任国子博士、司业及祭酒。贞观十六年(642)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《五经正义》，颖达为主编。此为其中之一种。原出王德韶、齐威等人之手，而颖达总其成。其书乃是对《毛传》及《郑笺》的疏解。“笺”曰注，“正义”曰疏，合称《毛诗注疏》。“其书以列焯《毛诗义疏》、刘炫《毛诗述义》为稿本，故能融贯群言，包罗古义，终唐之世，人无异词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)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《诗经》之成果，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，披览宏富， 自能有所发现。如对《史记》孔子删诗说之质疑，则不拘于成说。训诂、注疏均持慎重态度，以“疏不破注”为原则。故亦难于超越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范围，缺乏批判精神，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。有《四库全书》本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《毛诗正义》，又名《孔疏》，共 40 卷，是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诏命所作《五经正义》之一，为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。它是对《毛传》及《郑笺》的疏解，合称《毛诗注疏》。其内容取材广泛，融合汉魏至南北朝学者对《诗经》的研究成果，部分观点颇具新意，如对孔子删《诗》存疑 。虽遵循 “疏不破注” 原则，存在局限，但仍凭借包罗古义的特色，在唐代影响深远，是研究《诗经》的重要著作。

胡承珙，字墨庄，泾县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十五年，充广东乡试副考官，寻迁御史，转给事中。自以身居言路，当周知天下利弊，陈之於上，方不负职。数年中陈奏甚多，多见施行。而其最切中时病者，则有条陈亏空弊端各条：“一曰冒滥宜禁。司库支发钱粮，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，故藩司书吏将不应借支之款，冒支滥借。此在领者便於急需，不敢望其足数；而在放者利於多扣，不复问其合宜：则虽应放而仍与浮冒无异。一曰抑勒宜禁。州、县交代，例限綦严，均不准充抵。近日仍多以议单欠票虚开实抵者，总由上司多方抑勒，逼令新任担承。一曰糜费宜省。各省摊捐津贴名目，岂尽必不可省。闻州县所解各上司衙门饭食季规等银，逐岁增加。如邸报一事，安徽省每年通派各属万金。一省如此，他省可知；一事如此，他事可知。一曰升调宜慎。部选人员，多系初任，或尚能不敢轻易接受。惟佐杂题升，及调补繁缺二者，...(展开全部)

胡承珙，字墨庄，泾县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十五年，充广东乡试副考官，寻迁御史，转给事中。自以身居言路，当周知天下利弊，陈之於上，方不负职。数年中陈奏甚多，多见施行。而其最切中时病者，则有条陈亏空弊端各条：“一曰冒滥宜禁。司库支发钱粮，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，故藩司书吏将不应借支之款，冒支滥借。此在领者便於急需，不敢望其足数；而在放者利於多扣，不复问其合宜：则虽应放而仍与浮冒无异。一曰抑勒宜禁。州、县交代，例限綦严，均不准充抵。近日仍多以议单欠票虚开实抵者，总由上司多方抑勒，逼令新任担承。一曰糜费宜省。各省摊捐津贴名目，岂尽必不可省。闻州县所解各上司衙门饭食季规等银，逐岁增加。如邸报一事，安徽省每年通派各属万金。一省如此，他省可知；一事如此，他事可知。一曰升调宜慎。部选人员，多系初任，或尚能不敢轻易接受。惟佐杂题升，及调补繁缺二者，...(展开全部)

四部要籍选刊·经部之一种。以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（即阮元刻本）为底本进行影印。阮元刻本是二百年以来合刻十三经的通行本，向以校勘精审著称，其学术价值至今未被超越。 《诗经》据称经过孔子删定，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典籍。《诗经》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，也代表了先秦时期文学水平的最高境界。

四部要籍选刊·经部之一种。以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（即阮元刻本）为底本进行影印。阮元刻本是二百年以来合刻十三经的通行本，向以校勘精审著称，其学术价值至今未被超越。 《诗经》据称经过孔子删定，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典籍。《诗经》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，也代表了先秦时期文学水平的最高境界。